1月下旬时，长城汽车曾发布公告称，王凤英因工作需要申请辞去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及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将继续在担任总经理职务。3月18日，长城汽车再次发布公告，通过了王凤英此前的申请，王凤英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及副董事长职务，执行董事、副总经理赵国庆先生将接任。同时，王凤英女士不再担任公司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董事会通过审议，选举李红栓女士为公司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1月公告中，杨志娟也因工作需要申请辞去长城汽车执行董事职务，根据新的公告，李红栓将于3月18日出任公司执行董事一职。至此，在王凤英、杨志娟卸任后，原本低于法定7人最低人数的董事会得到新的补充，赵国庆、李红栓成为新任执行董事。公开资料显示，赵国庆，男，44岁，2000年加入长城汽车，历任公司精益促进本部本部长，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配套管理本部本部长，技术中心副主任，现于曼德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2010年6月至今任长城汽车副总经理，2022年3月18日出任长城汽车执行董事。李红栓，女，38岁，2007年加入长城汽车，从事财务管理工作13年，李女士曾任公司财务部本部长助理，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主导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组织搭建与变革，财务体系与风控体系搭建与落地等工作。2020年6月至今任长城汽车财务总监，2022年3月18日出任长城汽车执行董事。从两位接任者的信息来看，长城汽车此次人事变动，也是其管理团队“年轻化”的重要体现，卸任的两位“娘子军”平均年龄都已超过50岁，而两位接任者都在45岁以下。根据长城汽车最新的业绩快报显示，2021年，公司总营收达到1363.17亿元，同比增长31.95%；净利润达到67.81亿元，同比增长26.45%。在新的管理团队就位后，“年轻化”的组织架构能否带领营收、利润双增长的长城汽车再创佳绩，我们也拭目以待。1月23日，周日，置办年货的最后一个节点。当人们的心已经提前飞向虎年假期时，长城汽车发布的一纸公告，瞬间把大家又拉回到了硝烟之中。“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凤英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凤英女士因工作需要申请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及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王凤英女士将继续在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30年来，外界已经习惯了由魏建军和王凤英挑梁的双核长城。虽然在声明中，长城汽车特地写明王凤英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长城汽车公关部也特地说明“这只是董事换届，上市公司很正常的操作”，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对于这家企业来说，王凤英的职位变动，无疑是长城双核时代的落幕。1991年，大学刚毕业的王凤英加入长城汽车。那时候的她21岁，魏建军也不过才26岁。虽然成名后在介绍自己当初的选择时，她表示来到长城是因为看不惯国企论资排辈，小单位又不愿意去，但当时的长城汽车无疑就是一个小公司，员工不过数十人，资不抵债。相比起上海、广州、长春、柳州、重庆等城市，保定确实缺乏汽车基因，早期长城汽车所招聘的员工，大多是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农民，会开车的都能算是技术人员，好容易“逮住”一个大学生，自然是无比珍惜。王凤英也确实是有能力，加盟仅两个月，就晋升为经理助理，并于两年后被破格提拔为销售总经理，全面负责长城汽车的销售工作。1993年，在家族企业的前桥和悬架制造技术的基础上，魏建军通过收购底盘，“攒”出了长城汽车第一批轿车产品，定价不过几万元。当时的产品质量很差，送车员必须掌握修车技能，送一路修一路，等送到客户手里，车基本也就修好了。正是这批轿车，让长城汽车赚到了整车业务的第一桶金。但好景不长，1994年，国家颁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开始对轿车生产实施目录化管理，对造车进行了明确限制。而当时的长城汽车，不仅没资格挤入这个目录，其改装轿车也因质量问题陷入纠纷，甚至被当时机械部部长点名要求严查。就这样，刚刚在整车制造业务尝到甜头的长城汽车，就陷入了绝境，生产经营停滞，员工人心惶惶。
为了求生，魏建军远赴国外寻找出路，王凤英则在内安抚军心。前者在美国和泰国街头看到了满大街的皮卡后，萌生了转型皮卡从而绕过轿车生产资质的想法。1996年，长城研制出了第一代皮卡产品——迪尔。在那个捷达卖14/15万元的时代，长城则将迪尔皮卡的价格标定在4-6万元，意图通过性价比打开市场。产品有了，其余的压力就都来到了王凤英这边。那时候的汽车市场尚未成熟，没有现成的销售经验可供学习，一切只能靠摸索。在去年上汽奥迪宣布采用“代理制”销售模式时，外界不少人都认为这是传统主机厂深度学习新势力而产生的新模式，殊不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代理制就是汽车行业的普遍销售模式，只不过当时的名字叫“代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回款风险极大，长城这种当时规模还很小的企业非常吃亏。按照当时的单车利润率，长城每卖20辆皮卡才能赚1辆皮卡的钱，假设有1辆皮卡无法回款，前面的19辆车就白卖了。为了保证现金流正常运转，长城开启了盯人模式，每台车都安排有专人“盯防”，长城的业务员牢牢把控着车钥匙和档案，代理商卖出一辆车后，必须第一时间把钱打回长城总部，收到钱后长城的业务员才会把下一辆车的档案和钥匙交给代理商。长城的这种“代销模式”很有效，但也很笨。主管销售的王凤英明白，不改变代销模式，长城的规模就永远上不来。于是，她从家电领域借鉴来了经销商模式，各大经销商需要先交钱，才能提车。这一改动，使长城汽车销售规模迅速扩大，1998年，投产两年后，迪尔皮卡打败了老对手田野，以及一系列海外品牌车型，一跃成为全国销量冠军。从这时候开始，长城汽车正式走出了阴霾，王凤英也在这次的历练中证明了自己，魏建军+王凤英，开始成为外界眼中的一对固定搭档。早期的魏建军，对于应付媒体、公开露面这种事是较为抵触的，这方面的工作大都交给了王凤英，因此后者也逐渐成为了站在魏建军身前的女人。魏建军从小家境优渥，虽然不是巨富之家，但在保定这一亩三分地上，也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早在20岁生日的时候，他就拥有了人生第一辆车——二手拉达。虽然后续接受采访时，他曾形容那辆车除了喇叭不响，其余哪都响。可那是1984年，一般家庭连自行车自由都没能实现，他就能开着自己的生日礼物去机场漂移了，“保定车神”的名号就此诞生。可对于“车神”这个称号，长城员工似乎更认可另一位——王凤英。为了在销售过程中了解旗下产品，王凤英每周都会抽出固定时间进行试驾，不光自家旗下的产品，也包括竞争对手的车型。据说在那几年，她几乎试驾过全球所有的汽车，因此，长城员工也给王凤英起了个外号——“长城车神”。两位“车神”，一对搭档，性格都无比强势。魏建军不必说，作为企业一把手，笃信军事化管理，训起人来毫不留情。而王凤英此人也并不柔软，至少在工作时间是这样的。她曾公开表示，自己从不在企业内部交朋友，据说她去经销商处检查工作时，只看营业员的表情，就能猜到问题所在。两位强势的人，在工作中擦出点火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第一次“擦枪走火”是在21世纪初。彼时长城第二款皮卡赛铃已经投放生产，并取得了极佳的销量成绩。而长城汽车的死对头保定汽车制造厂正因为自己一时冲动投资5亿元建设的新厂区而现金流捉襟见肘，逐渐走向衰败。1958年保定汽车制造厂造出了第一辆载重三轮汽车正式进入汽车制造业此时的王凤英，却和魏建军提出了“建立专营店和售后服务，给皮卡用户提供买轿车一样的服务”的想法。魏建军大为不解，达成上述目标就意味着要花一大笔钱，保定汽车制造厂的例子就摆在眼前，如今长城刚刚缓过来，难道就要自寻死路？为此两人展开了辩论，辩论的上半场，以王凤英的惨败宣告结束。但她并不认输，直接找来了中山大学的卢洪泰教授来给魏建军上了一课，终于将其说服。这种模式也让长城的皮卡销售走向正轨。虽然按照当时的政策，皮卡不能进城，但至少在全新的服务模式下，长城的皮卡没有那么“村”了。第二次“擦枪走火”，源于轿车。时间来到了2005年，这时候的长城，除了在皮卡领域继续远行，在SUV领域也凭借赛弗、赛影等SUV车型，终于把汽车业务做进了城市，不断刷新着自己的销量纪录。业绩蒸蒸日上，王凤英的脑子也愈发活泛起来。她率先将目标瞄向了轿车，因为一个整车企业若没有轿车，永远也无法跻身主流。但对此，魏建军却不以为然。经过王凤英的多轮劝说后，魏建军终于被说动，但关于第一款轿车应该怎么做，两位“车神”又出现了矛盾。在魏建军看来，轿车一定要强调性能，他甚至亲自驾驶车辆玩漂移以打动消费者。可在王凤英看来，购买小型车的消费群体对于性能的看重程度应该远低于性价比，高性能必然会带来高成本，这笔钱必然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从而影响销量。可惜这次，魏建军没有再屈服。2008年，这款轿车产品精灵正式上市，但市场反响远低于预期。面对着这次失败，魏建军把责任甩给了王凤英：“杠杠硬的产品交给你了，没有卖好，就是营销的问题！”王凤英则毫不示弱地反驳：“营销只能做锦上添花的事，营销不能颠倒黑白，营销也不是无所不能。”最终，权威机构的市场分析报告出炉，魏建军这才看见了问题所在。在2010年，长城汽车总部前树立了一块被称为“前车之鉴”的石头，上面刻着的文字也算对谁是谁非作出了评判——2007年，因为顾客价值识别不充分，导致精灵车型定位不准确。第三次“擦枪走火”，是在长城汽车真正发展壮大之后。经历了30年的努力，长城早非以前那个员工不满60人的小企业，资金流也变得越来越充裕。“公司的现金流很充裕，我看着都着急，但魏总就是专注于汽车行业，不愿意介入其他行业，哪怕是单纯性的投资也不愿意做。”在某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凤英如是说道。很显然，在这次争论中，魏建军到最后也没妥协。对于老板的坚持，王凤英也给予了理解和肯定，“女人比较容易受到诱惑”“魏总有知道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的大智慧”。在长城汽车跻身头部车企行列后，王凤英对外露面的次数开始逐渐减少。当时曾有长城汽车内部高管向车市物语透露称：“那段时间整个长城都开启了静默模式，不愿多接触媒体。”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长城汽车逐渐变得外向起来，只是对外展示的“IP”由王凤英变成了魏建军。此外，长城汽车增设了轮值总裁职务，孟祥军、穆峰等身上充满了“魏式风格”的高管开始由幕后走向前台，而身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凤英开始深居简出，韬光养晦。在吸收完SUV市场巨大增长红利后，长城如愿以偿走向了巅峰，但这时候的魏建军，对于未来却恐惧了起来。“长城汽车还挺得过明年么？”在2020年企业成立30周年之际，长城汽车官方发布了一则微电影，在其中，魏建军不停地用这句话拷问自己。2021年，长城汽车科技节中，王凤英终于露面，披着黑色大衣的她显得是那么雍容华贵、从容不迫，但也和周围那些穿着长城文化衫的高管、嘉宾们显得格格不入。科技节后的投资者沟通会上，魏建军重申了对于人才和组织架构改革的观点，他表示长城汽车的3.0组织架构下，每个人都是角色，这可以淡化领导与被领导的概念。“大家对权力的追求就没那么强，就被业务取代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未来也是角色，董事长也可以轮值。”其实，最近几年，长城汽车在人才梯队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在2017-2018年，长城广纳贤才，接连吸引到单红艳、刘智丰、宁述勇、柳燕、文飞等业界大咖加盟，一时间被传为佳话。可两年不到，除文飞外，这批高管纷纷离职，有去行业协会的，有合伙创业的，还有回家照顾老人的……“不适应，他们根本无法适应长城，走是早晚的事。”一位接近长城汽车的消息人士表示。这种不适应主要是两种，第一是企业文化，第二是保定这个城市。“文化上太多条条框框，有的人难以施展抱负；在地域上，保定还是太小了，不利于吸纳人才。”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在长城汽车发展初期，一个位于保定的小规模民营车企，很难吸引到高素质人才。为了让手下员工整体水平迅速提升，长城制定了一系列军事化管理措施，这些措施也被时人称为“魏式炼狱”。比如新员工入职就要接受军训，救护车就在军训场地上停着，有人中暑晕倒就地抢救，等缓过来后继续训练；比如把厂区大门口安装测速仪器，如果员工走路速度不合乎“5秒7步”的要求，就受到警告及罚款；比如办公楼电梯只能停靠在8层、13层、16层，如有1人乱按，全电梯人都要受罚……2020年7月20日，长城汽车发布正式宣告向全球化智能科技公司的目标迈进这一套体系下来，每名员工都能迅速成为长城所需要的那颗螺丝钉，整个企业的效率可以迅速增长，成本可以极大程度的下降。曾有传闻称，在哈弗H6连续夺得SUV市场销量冠军时，大众曾买来这辆车进行内部拆解，得出的结论是——给我们同等的预算去做一辆和哈弗H6一样的车型，我们是做不出来的。在传统制造业时代，这套方案无往不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汽车工业早已和科技、时尚领域绑定在一起，员工需要年轻化、需要创造力、需要足够的发挥空间。长城汽车的老一套体系，无疑有些过时了。显然，对于一批高管的离职，长城汽车是有过反思的。在2020年该企业就曾公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方面。比如长城汽车启动了科技人才万人计划，将大力吸引各领域优秀人才，而为了让这些人才心甘情愿的加入长城、留在长城，这家企业将制定全新的文化理念体系，从企业文化上彻底消除资历、打破级别，而那些那些空有资历，却不愿变革，不愿创新，不敢试错的人，将被排除出长城汽车的干部序列。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王凤英的成功，属于上个时代，到现在，也该到逐渐退居幕后，给年轻人支持的时候了。也有评论人士认为，进入单核时代后，长城的管理也会更垂直，某些决策执行速度也会加快。随着企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第一代打江山的功臣们往往无法陪着老大走到最后。当年，吉利的初期阶段，李书福手下有赵福全、刘金良、安聪慧、尹大庆这“四大金刚”，然而到了现在，这四位或选择出走，或被核心管理圈层逐渐疏远，取而代之的则是李东辉、袁小林、淦家阅等新一代领导人。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常年身居高位，但王凤英的生活十分简朴。有人说，她常穿的一件衬衣才花了40元；有人说，到现在她的座驾都是长城酷熊；也有人说，工作之余她的爱好不是购物、旅游，而是居家做衣服。她的手艺很好，只要她见过的款式，都能做出来……对于长城，她从来都是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有人问她原因，她只答道：“长城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做任何事都是无怨无悔的。”
本文综合自：车市物语、车记思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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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车市物语、车记思维等
时间：2022-0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