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大众总经理王荣钧
在正文之前,兰台首先声明一点,兰台拥护并且支持国家关于退伍军人的安置政策;但是,兰台同样认可现在安置政策里退伍军人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因为兰台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减少“盲婚哑嫁”,有效杜绝“用人单位和退伍军人都不满意”的情况出现。
标题里所出现的情况,就是在特殊年代,有关方面“一刀切”之下所造成的“盲婚哑嫁”,不仅仅是“二汽”不满意,按照当事者的说法,就是那5000转业军人同样不满意。
所以,这不是“二汽”单方面的甩包袱,而是重新对5000军转工人的重新安置。
为什么“二汽”会有那么多军转工人以及军转干部呢?
这是和“二汽”最初的建设有很大关系。
众所周知,“二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才建设了没有多久,就运到了特殊年代,在特殊时期,许多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自己擅长的岗位,而“二汽”当时建设上又方兴未艾,急需用人,那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当时有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向“二汽”派遣了大量的退伍军人和转业干部。
而且不是几十人、几百人的派遣,是上千人,上千人的派。
客观来说,在“二汽”建设初期,这差不多5000军转工人、干部确实对“二汽”的建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二汽”厂房建设就不会那么快。
但是,等厂房建设结束,进入生产环节,要开始生产汽车了,这些军转工人就显示出他们的不足了。
要知道绝大多数军转工人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技能培训,他们调到“二汽”之初,又主要是做基建的工作,更何况当时大多数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都不在岗,想要培训也无从培训。
等到了资深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工程师都陆续回到岗位的时候,这几千军转工人/干部,年龄已经不小了,而且他们过往光荣而伟大的军事生涯以及他们正式职工的身份,使得他们很难接受技术人员的培训,毕竟很长一段时间,技术人员都是“臭老九”。
“二汽”1970年代老照片
与此同时,“二汽”虽然是国家重点项目,但是毕竟不是唯一重点项目,“二汽”的编制不是无限的,这些军转工人占了大量的编制,但是客观来说,他们又不具备相应技能,生产出来的汽车,用“二汽”老人,原上海大众总经理王荣钧先生的话说,质量惨不忍睹:
总算拼凑出20辆车。在开往武汉……的途中,好多车都抛锚了。你知道当时人们怎么形容这些车吗?“看起来龇牙咧嘴,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
这样下去显然是不行的。
而且从军转工人角度来说,在“二汽”工作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首先是因为“二汽”所在的十堰并不是一个太适宜长期生活的大城市,其次,当时十堰市根本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和编制给这些军转工人的家属,使得这些军转工人不得不长时间和自己家属两地分居;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造汽车在当时是一个高知识含量和技术密度的工作。
这就是王荣钧所说的“问题车”
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二汽”的技术含量一点儿也不亚于今天的芯片大厂。
所以这些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不具备相关知识的军转工人,他们自己在“二汽”工作也并不是那么顺心。
1978年后,有关方面是下了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当时绝对是大手笔。
有关部门一口气把“二汽”厂内5000军转工人/干部全部调离,都调离到距离他们老家的石油、铁道部门,这在当时都是很好的单位,不管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
“二汽”生产的汽车
1972年一名上海青工被调到大庆石油工作,半年给家里寄了600块钱,吓得他上海老父亲直接报警了,老人家以为自己的孩子从事什么不法活动呢。
所以,把这5000军转工人/干部调去石油、铁道部门工作,有关部门处理的也是非常不错。
而空出来这5000个编制,“二汽”乘机引进了大量的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有一定生产经验的技术工人以及大中专学生,彻底改变了“二汽”的人员结构,用“二汽”老人,上海大众第二任总经理王荣钧的话说,这是为“二汽”腾飞奠定了基础:
把5000多名转业军人调转到他们家乡附近,安排到河南、湖北的石油、铁道等部门工作。既解决了这部分同志的实际困难,也调整了二汽队伍的结构。后来二汽大量进人,进来了一批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有一定生产经验的技术工人以及大中专学生,改变了人员结构,为后来二汽建设的蓬勃发展,作好了准备。
END
参考资料:
《专访上海大众第二任总经理:外柔内刚王荣钧》,《汽车商业评论》201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