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威马的沈晖写了一封“威马家书”,主要讲一讲组织架构调整。但在最后一段,却让人感到一种大战前的萧肃:
“同学们,请保持我们的勇敢和坚毅,哪怕误解重重,哪怕粉身碎骨,哪怕万劫不复!我们都要坚持为用户创造价值!”
直叫人震惊,现在造车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么?
恐怕也差不多。
上周车圈爆出一桩呆在台面下许久的秘案。
在《2018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中,人们发现了吉利诉威马侵害商业秘密的纠纷案,诉讼标的额21亿元。案子正要进入高潮,将于9月17日开庭。
威马家书里,自然一个字都没提这桩案子。
大家都挺来劲的,毕竟汽车圈内比较少见到知识产权案,标的还如此巨大。今年3月,捷豹路虎赢下了拉锯三年的陆风X7抄袭官司,赔偿金额是……150万元,还不够买三台被抄的极光呢。
相比之下,吉利威马的官司,无论在金额、由头、还是涉事双方本身,都要来得更性感些。
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吉利方面回应称,一切以法律判决为准,不做额外评论。而威马方面也是非常硬气,表示没有任何侵权行为,对赢得这起诉讼非常有信心。
我们也从威马相关人士处得到一个态度:科技公司之间,打知识产权官司常有的事,双方都在秀肌肉。法院没判之前,大家都很谨慎。也都坚信,自己会赢。
尽管目前外界对具体是什么“商业秘密”一无所知,但并不妨碍吃瓜热议,尤其对于嫌疑中的侵害可能是如何产生的,有一些相似的猜测。比如,猎云网在关于此事报道中暧昧地提到,“威马汽车早期核心团队与吉利的确有着很深的渊源”。
根据《汽车商业评论》在2016年的记载:
威马团队由沈晖一手搭建,没有与任何猎头公司合作,整条产业链,包括研发、采购、制造、销售、市场、服务等位置的关键人员均已就位,约200名员工,主要由原博泰整车团队,以及与沈晖“合作多年的朋友”组成。
包括杜立刚,当年吉利收购沃尔沃谈判团队成员,熟稔国内外企业财务管理、资本运作;徐焕新,大众中国前研发部技术总监,也是沃尔沃新能源负责人;还有陆斌,成功主导吉利子品牌整合与经销商网络建设,等等等。
沈晖当时特别强调,这200人,不只是“将军”,还有更多“忠臣和士兵”。
由于威马的情况毫不明朗,咱且按下不表。
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因为人员流动而产生的商业秘密纠纷——这种科技圈的日常狗血,正随着汽车和科技的跨界交叉越来越深,而开始在汽车圈流行起来。
明确的案例也是不少的。
比如特斯拉和小鹏之间越说越多的故事。
今年3月,特斯拉在旧金山联邦法院提告,指控其自动驾驶团队的前工程师曹光植窃取商业机密。特斯拉称,曹将超过30万个文件和目录,包括“特斯拉自动驾驶相关源代码的完整副本”上传到自己的iCloud帐户,并在1月离职,之后加盟小鹏。曹在小鹏主要就负责开发自动驾驶技术,特斯拉怀疑,他可能将源代码文件“提供”给了小鹏。
最新的进展在7月,据The Verge报道,曹承认了曾上传过源代码,但同时否认窃取了特斯拉的敏感信息。他的律师称,在从特斯拉离职之前,他已经认真删除了与特斯拉相关的资料。
而在这桩事体之前,小鹏已经有过一次类似纠纷了。
去年,苹果发现,曾参与自己无人驾驶汽车“泰坦”项目的工程师张晓朗,“带资”走了,入职小鹏。苹果于是把证据甩给FBI,drama的是,张在试图回国时被FBI逮捕了。2018年7月,FBI以涉嫌窃取商业机密起诉了张。小鹏说,既不了解,也没参与,但会全力配合调查。
再比如,被称为“国内无人驾驶第一案”的百度和景驰,也是同一幅尿性。2017年,百度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提告景驰科技,并索赔5000万元。景驰的创始人,正是百度前高级副总裁、自动驾驶事业部首任总经理王劲。这件事的结局是,王劲出局,一个月不到,景驰加入了百度Apollo开放平台……
故事都是相似的。老雇主总是在咆哮,没什么可以比前员工出走,造成更大的打击了。他们不是去了一个竞争对手那里,就是自己制造一个竞争对手出来。所以每一次离开,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存环境恶劣一点,不只是因为人才流失,更是因为他们流失去哪里。
撺点IP专利真的不容易,必须得用竞业禁止武装到牙齿才行。在盗版抄袭多年之后,我们终于建立起了初级的知识产权观念。这很难得。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科技发展史则会发现,其实创新很大一部分就是建立在你偷偷我、我偷偷你的层叠之上。
最近有一个事,可以反映这个观点。
两年前,谷歌的无人驾驶事业部Waymo和Uber之间也发生了一起商业秘密盗窃案。2017年2月,Waymo指控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在职期间窃取其1.4份Lidar技术的机密文件。后者带着这些文件,创立了自己的自动驾驶公司Otto,后来被Uber收购,这些商业秘密也就被过继给了Uber。
案件在一年后达成和解,Uber不仅解雇了莱万,退还了1.4 万份机密文件,还同意向Waymo出让0.34%的股权,价值约2.45亿美元。
但是,整件事到今天还没完——
就在上周,联邦检察官对莱万个人提起33项盗窃和试图盗窃商业秘密的指控。他的保释金被标到200万美元,他被戴上了电子脚镣,谨防偷跑。如果罪名成立,这位湾区昔日明星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每项罪名罚款25万美元。
负责的FBI警探说,“湾区有最顶尖最聪明的工程师,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是硅谷并不是狂野的西部世界。高速竞争的环境并不意味着联邦法律就不能管了。”
按照我们的道德感,得为这种执法力度喝彩。工程师犯法,与庶民同罪啊。但是让人诧异的是,舆论并不是刚直地倒向“正义”的一边。
不少人认为,政府对此事的执着追诉,很有可能对科技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莱万被定罪,这样的判例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将不利于日后湾区员工择优而栖,从而影响市场流动性,并最终有害创新。
这个逻辑,得建立在湾区历史上去理解。
比如普利策得主Charles Duhigg在《纽约客》上写道,创新史很大一部分就是盗窃史。微软从苹果那里盗取的图像UI理念,其实也是苹果从施乐那里偷到的,而施乐很可能又是从别的什么人那里倒过来的。
很多时候,创新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物体,而是在前人的创造上进行迭代。
同时,创新史也是背叛史。从硅谷的起源开始,就是一场华丽的背叛。1957年,八位年轻的工程师一起离开了“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的半导体实验室,建立了一家竞品公司——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现在正式名称是飞兆半导体)。
这八个人被合称为“八叛逆”(Traitorous Eight),而仙童则是现代科技硅谷的开端。从1960年开始,它就是孵化器,直接或间接参与创造了十几家重要的公司,包括英特尔和AMD。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科技产业之所以可以在硅谷蓬勃发展,原因在于加州对这种背叛和盗窃的纵容。比如,加州的创始商业法,就禁止公司采用“非竞争条款”限制其员工跳槽。因此,在加州的大部分历史中,员工可以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想跳几次跳几次,他们颅内夹带着各种商业秘密,像小蜜蜂一样在数字版图上进行跨区的交叉授粉。
这才造就了今日硅谷的繁荣。
逐渐走歪的是,当一堆科技巨鳄成长起来,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在成为“机密盗窃”的既得利益者之后,开始担心自己或许会到链条的另一边,成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大佬们操碎了心。很多大公司会威胁员工,如果你离开公司并加入竞争对手公司,会被追诉偷盗机密。2013年还爆出,苹果、谷歌、英特尔等巨头私下有“互不挖人”的秘密协议,同意相互不积极挖角,如果招了还要向原东家发通知。
猛如狗血的操作已经到可以直接拍成电视剧的程度了。HBO的《硅谷》里还有这样的情节,一个科技大公司,从一家创业公司挖了一名前员工, 复制了人家的技术,然后还起诉小公司偷代码。
大公司正在忘记,自由开放的人员流动,或许带有不可避免的原罪,从道德上经不起推敲,并绝对可能会让老雇主陷入麻烦,但从硅谷的发展结果来说,其实加速了所有人的创新。
当然,对他们来说,捍卫革命成果无可厚非;那么同样地,小公司在野蛮生长期窃取革命果实,无论从人类科技文明进步的角度,还是自身商业成败的角度,也都算不上是bug。最终你是否能够创造价值,才是一切的评断标准。
当你也长成为一个巨人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一边讲规矩一边吃人了。